【國開2016讀書征文】王旖旎:講好國家開放大學的故事
【編者按】 以“講好國開的故事”為主題的國家開放大學2016年讀書征文活動日前結束。活動共收到18個部門的118篇征文,其中35篇征文獲獎。這些征文圍繞學校中心工作,結合各自特點,從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教育信息化、學分銀行建設、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融合、學科建設、師資隊伍培養、學科研究、歷史傳承等多個視角,講述了國家開放大學發展中的故事,記錄了國家開放大學建設的點點滴滴。本網陸續選登其中的部分優秀獲獎文章,幫助讀者多角度了解國家開放大學的改革發展歷程。
不知不覺間,我已經成為開放大學(電大)的老職工,回顧我的工作經歷,我慶幸趕上了一個好時候。我經歷了中國教育發展的歷史轉折,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在百廢待興中投身電大事業,服務于千百萬求學者,為促進教育公平,提高勞動者素質和能力做出了貢獻;隨著廣播電視大學轉型開放大學,又與大家一道為優先發展教育,促進教育公平,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建設人力資源強國貢獻綿薄之力。
回首往事,我為我堅持當初的選擇,與廣播電視大學一起邁進開放大學而欣慰;我為這所學校30多年來為國家培養1200萬合格畢業生而驕傲;我為見證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教育領域健康發展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自豪。回首往事,我想告訴開放大學的新兵老將:
有這樣一所大學,它由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親自批示創辦,誕生于百廢待興的改革開放初期,它的辦學體系遍布祖國城鄉,它的學生來自各行各業。
有這樣一群人,胸懷辦全世界最大規模教育,為國家培養大量急需人才的壯志,殫精竭慮,砥礪前行,為一切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學習機會和服務。
有這樣一種情懷,主動將國家需要作為學校的責任,把歷史賦予的使命與學校的價值追求緊緊連在一起,創新性地開展遠程教育實踐,促進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和教育公平。
這就是具有國際視野、中國特色的國家開放大學(原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和國開人。
一、起步于“還是要兩條腿走路”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成人教育一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在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發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規定:“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通過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和創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大批沒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工農干部采取業余或離職學習的方式,提高政治、文化業務水平,成為新中國社會管理和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
1958年4月7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教育工作時,鄧小平指出:“目前教育方面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我們的方針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兩者不能偏廢。只普及不提高,科學文化不能很快進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適應國家各方面的需要。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有文化的勞動者,所有勞動者也都需要文化。教育普及了,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提高了,發明創造就會多起來。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兩條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
同年5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的設想和主張。這個設想和主張此前向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報告,并得到毛澤東同意。劉少奇說:“我們國家應該有兩種主要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工廠農村的勞動制度。一種是現在全日制的學校教育制度好現在工廠里面、機關里面八小時工作的勞動制度,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還可以采用一種制度,跟這種制度并行,也成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讀的勞動制度。就是說,不論在學校中、工廠中、機關中、農村中,都比較廣泛地采用半工半讀的辦法。”
注意呦,上世紀50年代后期國家就提出“教育要兩條腿走路”。
1960年3月8日,我國第一所電視大學——北京電視大學開學,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任校長。招生對象為具有高中或相當于高中文化程度的在職人員。其后,上海、沈陽、長春、哈爾濱、廣州等城市相繼成立電視大學。
這一時期的廣播電視大學,主要是適應中心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由地方政府創立的。這些城市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大,而教師和教育設施滿足不了需要,廣播電視大學的成立,為在職人員提供了較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和條件。
由于十年動亂,教育戰線受到嚴重摧殘,試辦的廣播電視大學全部停辦。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當年570萬考生參加高考,只招收27萬學生,大批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被擋在大學門外。國家迫切需要有一種新的高等教育體系承擔起為經濟建設培養人才,給輟學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新的機會的重任。
自告奮勇、主動請纓抓科教工作的鄧小平堅持并重申19年前的教育思想。1977年8月8日,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教育還是要兩條腿走路。就高等教育來說,大專院校是一條腿,各種半工半讀的和業余的大學是一條腿,兩條腿走路。” 1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大力發展各類教育事業》,提出:堅持毛主席一貫提倡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辦好電視、函授、廣播等業余教育。1978年4月,鄧小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講話談到教育事業必須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時說:“我們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須預見到遠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據生產建設發展的要求,而且必須充分估計到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要制訂加速發展電視、廣播等現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這是多快好省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途徑,必須引起充分的重視。”
“教育還是要兩條腿走路”的含義,一是堅持19年前中央提出的教育發展方針;二是盡快解決當前大學教育的“供需矛盾”;三是著眼未來,順應現代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培養大批人才,提高廣大勞動者素質。
在國家急需大量應用型高水平人才,而普通高等學校無法在較短時間內較快培養大批量人才的情況下,教育要突破常規,全日制普通高校和半工半讀業余大學共同發展,兩條腿走路。即使以后教育普及了,學歷補償的任務完成了,人民群眾對教育的需求仍然旺盛,教育還是要兩條腿走路。
由于鄧小平的大力倡導和積極推動,廣播電視大學籌備工作以不可想象的高速度推進。
二、從三門課的電視講座到電視大學
1977年10月下旬,根據鄧小平與希思會談紀要中鄧小平的有關指示精神,教育部、中央廣播事業局邀請有關部門,就開辦電視教育、籌辦電視大學問題交換意見,并成立了電視教育領導小組。
1977年12月12日,教育部、中央廣播事業局“關于開辦電視教育的請示報告”。報告以開辦三門電視教育講座為契機,進而提出籌辦電視大學的計劃和設想。12月19日,教育部、中央廣播事業局聯合舉辦的面向全國的電視教育講座:英語、數學、電子技術,在中央電視臺的前身北京電視臺開播。這是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在相隔10多年后,首次恢復向全國播送電視教學節目。
1978年2月3日,教育部、中央廣播事業局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后,向鄧小平、方毅送交了《關于籌辦電視大學的請示報告》,以及《關于開辦電視大學的初步設想》等3個附件。報告建議教育部和中央廣播事業局集中力量辦好面向全國的廣播電視大學,即中央廣播電視大學。
我每每看到這里時,欽佩之情油然而生——佩服當年教育部、廣播事業局領導的遠見卓識和工作魄力。電視教育講座開辦不足兩月,籌辦電視大學的報告就送到了方毅副總理和鄧小平副主席的桌上。
《關于辦好電視大學的初步設想》提出:
電視大學的性質——由教育部和中央廣播事業局主辦的面向全國的業余大學,為提高我國教育水平,應集中選擇全國最好的師資,最好的教材,利用最好的教學實驗條件,充分發揮電視的特點,辦成具有全國先進水平的業余大學。
培養目標——通過電視的教學手段,學員學完電視大學開設的全部課程,達到相當于大學畢業的水平。
課程設置——根據教學要求,電視大學分別開設高等數學、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和幾門技術基礎課以及外語等,全部課程在兩年半內講授完。
教材——一般可使用普通高等學校的教材。由承擔教學任務的教授提出選用或編寫的意見,經由電視大學領導審定。教材的出版,要納入全國高等院校教材的統一規劃。
師資——擬分包委托京、津、滬等地高等院校,由相應的教研組負責選擇比較好的教師。
教學組織工作——電視大學的招生,學員的學習、輔導以及成績考核等,均由地方負責。……中央電視大學,負責組織協調和交流經驗。
短短7百字勾畫出電視大學的雛形,成為由3門課的講座躍升為電視大學的基石。
1978年2月6日,剛剛出訪回來的鄧小平對教育部、中央廣播事業局《關于籌辦電視大學的報告》批復“同意”。
三、世界銀行為什么給電大貸款?
1980年我國正式恢復了在世界銀行中的成員國席位,也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成員國席位,從此開始了我國與世界銀行的長期密切合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說:“我國利用世界銀行貸款的項目不斷獲得成功,成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利用世界銀行貸款促進國內科技、經濟發展的典范。”
世界銀行的貸款有三類:第一類是由該行所屬“國際開發協會”提供的無息長期貸款(統稱為“軟貸款”),每年收0.75%手續費,還款寬限期10年,甚至可長達50年。由于我國當時的人均GDP只有312美元,符合向世界銀行借用“軟貸款”的條件。第二類是有息長期貸款(又稱為“硬貸款”),是由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提供的,用于經濟情況尚好的國家的開發建設項目。第三類是上述兩類相結合的混合貸款。
當時我國符合使用無息軟貸款條件,所以力爭使用軟貸款。由于我國教育事業“欠賬”太多,根據鄧小平同志優先發展教育和科技的指示精神,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與有關部門商量后,向國務院提出如世界銀行能提供軟貸款,首先用于教育的建議,并獲得原則同意。1981年4月,由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財政部、教育部、中國銀行組成的政府代表團赴美國,與世界銀行進行談判,并與該行簽訂了我國與世界銀行的第一個貸款2億多美元的協議(我國也安排了配套基建投資和費用約1.25億元人民幣),用于教育項目。由于教育事業困難很多,本身無償還能力,該貸款由國家統借統還。
1981年11月,國務院批準將促進廣播電視大學發展列為第二批世界銀行教育貸款計劃項目。經評估論證,教育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對外經濟貿易部于1983年3月31日向國務院送交《關于利用世界銀行貸款促進廣播電視大學及短期職業大學發展的請示》,確定項目的主要目標是“利用貸款增加廣播電視大學的錄制節目能力,建立一批學習中心,并在一些大城市建設教育電視發射臺,以提高廣播電視大學教學質量和管理工作水平,并擴大招生規模。初步設想,廣播電視大學的在校學生由1981年的26.5萬人,增加到1990年的130萬人,增長3.85倍。專業除理工科外,擬增加我國急需的財經、政法和文科”,并提出了項目的主要建設內容及資金分配表,得到了國務院的批準。1983年10月17日,我國政府和國際開發協會正式簽署了貸款協定,我國駐美大使章文晉代表財政部長簽字,12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貸款協定。該項目于1984年1月30日生效,1988年完成。貸款總金額8500萬美元,其中中央電大和28所省級電大的貸款項目總計4940萬美元,占貸款總金額的58%。
世界銀行貸款好比雪中送炭,中央電大和各地電大購置了先進的電視錄制設備,提高了音像教材的制作水平,還曾令一些電視臺羨慕不已。
四、從不知何為“終身教育”到成為我國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支柱
現在我們都知道:196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會議,著名教育家郎格朗以《論終身教育》為題作了學術報告,引起強烈反響。1968年,美國著名教育家赫欽斯在《學習社會》一書中提出“學習化社會”的理念,他指出,學習社會除了指提供成年人不同階段的成人教育以外,更是一種以學習、以自我實現、個性發展為目標的社會。20世紀70年代,學習社會的提法引起廣泛重視。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國際教育委員會的報告:《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報告指出,教育和社會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反映這一變化的概念,“我們稱之為學習化的社會”。
但是當時中國對此一概不知。原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先生,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一個專題講座中講了他親身經歷的故事:
我最早遇到“終身教育”這個詞是1974年。1971年聯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兩年開一次,1972年開了一次,這次我們沒有派代表團,只派了一個代表。197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第18屆大會,我們正式派了代表團去,我是作為代表團顧問參加。那時第18屆大會剛好是要通過一個中長期的規劃。在這個規劃里面,分了科學、教育、文化(包括世界文化遺產)、文物保護、經濟,五個小組,五個委員會。教育領域有很多提案。提案分兩類,一類提案是發展中國家的提案。這些提案主要是關心立項,希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立有關掃除文盲、普及基礎教育的項目,我記得有100多個提案。另外一類是發達國家的提案。發達國家的提案是兩種。一種是要關心成人教育,要成人培訓,另外一種是終身教育。什么叫終身教育?不知道。我問我們周圍的同志,誰也不知道什么叫終身教育。因為我們是頭一次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以在國內做了充分準備,一個多月前就集中了,看了很多材料。我們要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上表態,回答問題。但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終身教育。因為我們閉關自守,對國際教育發展現狀和趨勢都不大了解。
1974年,那還是“文革”后期,文革還沒有結束。當時我們把聯合國都作為是美帝國主義的表決工具,當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不例外,都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所以我們去參加這些會,都是去反帝。用“文革”中的思維定勢,認為終身教育,既然是發達國家提出來的,發達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那肯定都是資本主義的教育思想。帶著這種思想,我們到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8屆大會。
我記得會期20天。首先一百多個國家的團長發表自己國家的觀點,我們中國的觀點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特別反對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我們現在到處都是,但是那個時候特別的反對,反對跨國公司對第三世界的剝削,這是大會的發言。那么分委員會,我參加教育的分委員會,這個也開了20天,也是一幫人發言,一幫人辯論,然后討論中期規劃。討論中期規劃的時候,立什么項目,都要進行表決的。我當時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要“普及初中教育”,要“掃盲”,我就高高的舉手。等一說到成人教育,我們理解的跟人家理解的不大一樣,我們國家的成人教育都是補償教育,沒有學歷,通過業余學習取得學歷。可是國外對成人教育的理解主要是培訓,主要是企業培訓,主要是再教育。當然也包括一些補償教育。不管如何,總是對成人教育還理解一些,但是對終身教育完全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當時表決的時候,我就不敢舉手,我也不敢反對。那個時候很有意思,社會主義陣營還在,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和我們國家的關系還比較好,阿爾巴尼亞坐在我前面,看到我舉手,他也舉手。
兩年以后,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9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成人教育發展報告》,在這個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與終身教育相并列的終身學習概念。這是繼終身教育、學習化社會之后又一個在國際教育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教育概念。
20世紀國際教育界存在兩大思潮,一個是全民教育思潮,一個是終身教育思潮。可是中國由于“文革”的影響,將這兩股思潮擋在門外,直到“文革”結束后才逐漸接受它。
聽完這個故事,可能有人不以為然。但作為經歷過“文革”的人,深深地為我國教育事業的落后痛心。
誰能想到,今天的中國,“全民學習、”“終身教育”、“學習型社會”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國家開放大學接過廣播電視大學的大旗,肩負起促進靈活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的形成,促進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形成的使命,時時、處處、人人學習的愿景正在成為現實。我們已由最初的不知“終身教育”為何物的懵懂,大步走向國際遠教舞臺,躋身亞洲開放大學協會(AAOU)和國際遠程開放教育理事會(ICDE)執委,在國際舞臺上大聲發出中國的聲音。
幾年前,我寫下這樣的文字:
“我們以時間為紙,以經歷為筆,
書寫電大由小到大的奮斗詩篇。
我們以自強、求知為詞,以有為、貢獻為曲,
奏響電大勃興、騰飛的樂章。
我們將以國家教育為宏大畫布,以終身學習為絢麗色彩,
描繪中國遠程教育發展更加壯美的圖畫。”
我為什么說得這樣激情澎湃,信心滿滿?因為我們有值得自豪的歷史和斐然的成績。我相信:嶄新的國家開放大學一定會續寫廣播電視大學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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