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和伏爾泰一樣，似乎有很深的“中國情結”。

1851年12月1日，雨果寫了一首小詩《中國花瓶》，贈給中國的小姑娘易杭彩，其中有句云“你來自茶國的小姑娘/你做的夢又奇又美”；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圓明園，雨果寫的一則手記：“此時此刻，歐洲正在砸碎中國。這個可憐的大花瓶，早已是滿身裂痕了”；1864年，雨果和情人朱麗葉在流放地英國的根西島購置“高城仙境”，并親自裝修了其古色古香的“中國客廳”；1865年3月23日，雨果在根西島“買下了一大批中國的絲織品”，據說其“賣主是個參加遠征軍的英國軍官，東西是他從中國皇帝的圓明園搶來的”；1867年，雨果收到了友人寄來的自己的中文譯名“夷克逫詡拗”，這個名字比曾樸的雨果譯名“囂俄”早四十六年，比林紓的雨果譯名“預勾”早五十四年；1877年4月4日，雨果寫了另一首關于中國的詩《跌碎的花瓶》，首句云“老天哪！整個中國在地上跌得粉碎/這花瓶又白又細，像一滴閃光的水”，等等。

當然，最能體現雨果的“中國情結”的例子，還得數1861年11月25日雨果所寫的那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該信對英法聯軍對圓明園的劫掠進行了猛烈的譴責，對圓明園的“幻想的藝術”大加贊賞，其中文譯本已經入選中國的中學生語文教材。

但有意思的是，據該信的中文譯者程曾厚教授所著《雨果和圓明園》一書的認真考證，此信純屬雨果“創作”的作品，不僅收信者巴特勒上尉此人子虛烏有，而且連寫信的日期也是偽造的，因為1861年正是雨果因創作自己的巔峰之作《悲慘世界》而心無旁騖的日子。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那個時間內，雨果并沒有寫出過這么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件。但也許是為了強化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表達自己強烈的憤怒態度，作為小說家的雨果才將這篇文章以信函的方式、以提前寫作日期的方式發表出來。

這雖然有“造假”之嫌，但在某種意義上，這倒也說明雨果的“中國情結”是何等地真誠而濃烈！雨果對中國人民、中國文化的熱愛之情是真實的，他因“中國花瓶”的跌碎而痛心疾首也是真實的……這足以表明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人格，這就夠了。（以上引文均出自程曾厚《雨果和圓明園》，中華書局201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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