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憑把教室和操場整理好，卻沒學生來上課，他拖著不便的雙腿，“挪”到寨子上，主動出擊，尋找學生。村民們早已出工去了，門關得緊緊的，不關門的，屋里也沒有人。第一家這樣，第二家還是這樣，找不到人。人不在家，但都有狗看守著，這些狗一只比一只大，一只比一只兇惡，一見到阮文憑都特別兇。

   白天找不到人，阮文憑就晚上去找學生。雖說晚上是見到人了，但誰家也不愿接待他，不理睬他，連門都不讓進。他賴在門外坐著，主人就喚狗攆他，攆不走就讓他干坐著，他像人家門前的石磨被擱在一邊，仿佛他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經常要“賴”到深夜才能回來，才能表示“誠意”。

   一天晚上他去家訪，天下起了大雨，本來應該“下雨天留客”，但這些人家不但不留下阮文憑，還把他關在門外，關門時還用一句夾著瑤音的西南漢話說：“下得小，去得?！苯o阮文憑下了驅客令。阮文憑無奈，只好冒雨返回學校。一路上他被大雨打得連眼都睜不開，路面又濕又滑，暴風雨把阮文憑推搡得踉踉蹌蹌，雙腿發顫，力不支，心一急，一腳沒踩穩就滑倒在路坎下，拐杖也脫手飛了出去。阮文憑被摔得頭破血流，全身發痛，倒在石旮旯里動彈不得。當時阮文憑真想大哭一場，真想打退堂鼓不干了。這樣的遭遇對阮文憑來說是受到身體的磨難，而當看見他摔倒不伸援手反倒說風涼話的行為，則是對他心靈的挫傷，一度他想放棄，但想想自己的職責，他又咬牙堅持下去了！

   自此以后，阮文憑的拐杖上多了個小繩套，套在手腕上，以免拐杖甩脫離手。為了便于去家訪走夜路，他還把手電筒進行改裝綁在頭上，就用不著用一只手來抓手電筒了。奔波在山路上的阮文憑多希望有人來扶他一把，可是他更希望得到的是另外一種支撐：群眾的支持，讓孩子們來上學。其實，村民不支持不是針對阮文憑，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惰性造成的信任缺失。當地的村民覺得學校停辦很久了，孩子無學可上，也就不再想上了。另外，這里條件艱苦，來的老師都不安心工作，孩子既學不到東西，還耽誤了放羊。還有村民覺得反正都不出門，就是出門也只要認識男、女廁所就夠了，用不著太多的文化。同時，新來的老師阮文憑又是一個拄著拐杖的殘疾人，不信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面對這樣的情況，應該如何打開突破口呢？他決定從比較有見識的家庭開始。當時弄懷屯很有威望的隊干部王宗全，屬于出門多、見識廣的那類人，為人也很開明，不那么狹隘和頑固，他爽快、好客，寨子上的許多大事都看他、聽他的。他的兒子王功強，當時11歲，是個適齡兒童，正是阮文憑要找來上學的對象。于是阮文憑決定從王家入手，重新開始動員學生入學之旅。

   阮文憑一次又一次往王宗全家跑，跟他們拉家常，跟他們學瑤話，請教瑤家有什么風俗習慣。阮文憑手里也不閑著，幫他們家剝玉米、剝菜、燒火。他還給王功強講故事，教唱歌，講讀書的好處。到后來，王功強也喜歡上阮文憑了，鬧著要去上學。功夫不負有心人，心誠自然能感人。王宗全終于答應讓兒子王功強跟阮文憑上學了！

   接著，阮文憑又說服了王功順家長，讓他的兒子王自勇也到學校去上學。隨后，阮文憑又找回了羅守安和羅冬林，盡管羅冬林是個女孩。喜人的是，阮文憑還說服了羅美松家長，又招來了一個女學生王榮美。就這樣苦苦奔波了近一個月，阮文憑找回了5個學生！

   1995年10月1日，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是共和國誕辰46周年的喜慶日子，阮文憑和孩子們砍了一根高大的毛竹作旗桿，師生們拉動著用包裝繩搓成的拉繩，隨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停辦了四年的弄懷瑤寨小學也在這一天重新開學了！

   后來，有人把這個開學時刻稱為“五加一”，這個“五加一”有不同的內容和注釋，有的說是“五個學生加一個老師”，有的說是“五個學生加一所學?！保€有的說是“五個學生的學校加一片希望”。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如果把這三種說法加在一起，會更全面些，這是后來的事實。

        支著拐杖爬上瑤山的阮文憑，就此開始了他的事業人生。